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她的笔触是非常简单的，从一个很小的事件、很小的人物进入，写着写着河流就变宽了。——格非
大约没有一个作家会像迟子建一样历经二十多年的创作而容颜不改，始终保持着一种均匀的创作节奏，一种稳定的美学追求，一种晶莹明亮的文字品格。每年春天，我们听不见遥远的黑龙江上冰雪融化的声音，但我们总是能准时听见迟子建的脚步。——苏童
向后退，退到最底层的人群中去，退向背负悲剧的边缘者；向内转，转向人物最忧伤最脆弱的内心，甚至命运的背后。然后，从那儿出发，倾诉着并控诉着。这大概是迟子建近年来写作的一种新的精神向度。——第二届“北京文学·中篇小说月报奖”对迟子建的授奖词
内容简介
这是一部聚焦当下都市百姓生活的长篇小说，迟子建以从容洗练、细腻生动的笔触，燃起浓郁的人间烟火，柔肠百结，气象万千。一座自然与现代、东方与西方交融的冰雪城市，一群形形色色笃定坚实的普通都市人，于“烟火漫卷”中焕发着勃勃的生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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后记 我们时代的塑胶跑道
哈尔滨对于我来说，是一座埋藏着父辈眼泪的城。
埋藏着父辈眼泪的城，在后辈的写作者眼里，可以是一只血脚印，也可以是一颗露珠。
我十七岁前的行迹，就在连绵的大兴安岭山脉。山脉像长长的看不见的线，日月之光是闪亮的针，把我结结实实缝在它的怀抱中。初春的风认识我，我总是小镇那个早早摘掉围脖和手套的女孩，所以我的手总是比别的孩子要皴。夏日的溪流认得我，我常去那洗衣裳刷鞋子，将它们晾晒在溪畔草丛，交由太阳这个大功率烘干机，奔向树林采摘野果。可恶的树枝总是挂破我的衣裳，所以我身上的补丁也比别的女孩多。秋天时凝结在水洼上的薄冰认得我，它们莹白的肌肤上有着妖娆的纹路，被晨曦映照得像一面镶嵌着花枝的铜镜，我爱穿着水靴，把它们一个个踩烂，听着冰的碎裂声，感觉自己在用脚放爆竹，十分畅快，完全不理会冰的疼痛。冬天生产队的牛马认得我，那时上学除了交学费，还得交粪肥，只要发现公家的牛马出来拉脚，我就提着粪筐尾随着。可有时你跟了半里地，它们一个粪球都不赏，我便赌气地团了雪球打牛马，这时总会遭到车老板的叱骂。所以开学之前，因为粪肥不够秤，我和邻居小伙伴曾去牲口棚偷过马粪。
我少年时代的生活世界就是这样，在大自然的围场里，我是它的一个小小生物，与牛马猪羊、树木花鸟一样，感受这世界的风霜雨雪。无边无际的森林，炊烟袅袅的村落，繁花似锦的原野，纵横交织的溪流，是城市孩子在电影或画册中看到的情景，可它们却是我的日常生活图卷。
我对哈尔滨早的认知，是从父亲的回忆中。童年的我懵懂无知，曾闹出不少笑话。比如看完京剧《沙家浜》，我认定有的地方的人是唱着说话的。比如父亲提到城市的公园时，我自作聪明地以为，这是男人才能进的园子。因为我们小镇的男人谈及女人生孩子，不说生男生女，而说生公生母，很自然地把人归于动物的行列。父亲童年不幸，我奶奶去世早，爷爷便把父亲从帽儿山，送到哈尔滨的四弟家，而他四弟是在兆麟公园看门的，多子多女，生活拮据。父亲在哈尔滨读中学时寄宿，他常在酒醉时讲他去食堂买饭，不止一次遭遇因家长没有给他续上伙食费，而被停伙的情景。贫穷和饥饿的滋味，被父亲过早地尝到了。父亲说他功课不错，小提琴拉得也好，但因家里没钱供他继续求学，中学毕业后，他没跟任何人商量，独自报名来参加大兴安岭的开发建设。爷爷的四弟得知这个消息时，父亲已在火车站了。父亲这一去，直到1986年因病辞世，近三十年没回过哈尔滨。而他留给我的哈尔滨故事，多半浸透着眼泪。
父亲去世后，1990年我从大兴安岭师范学校，调转到哈尔滨工作。每次去兆麟公园，我都会忧伤满怀，想着这曾是父亲留下足迹的地方啊，谁能让他的脚印复活呢。
初来哈尔滨，我的写作与这座城市少有关联，虽是它的居民，但更像个过客，还是倾情写我心心念念的故乡。直到上世纪末我打造《伪满洲国》，哈尔滨作为这个历史舞台的主场景之一，我无法回避，所以开始读城史，在作品中尝试建构它。但它始终没有以强悍的主体风貌，在我作品中独立呈现过。十年过去了，二十年过去了，我在哈尔滨生活日久，了解愈深，自然而然将笔伸向这座城，于是有了《黄鸡白酒》《起舞》《白雪乌鸦》《晚安玫瑰》等作品。
熟悉我的读者朋友知道，我的长篇小说节奏，通常是四到五年一部。其实写完《群山之巅》，这部关于哈尔滨的长篇，就列入我的创作计划中。无论是素材积累的厚度，还是在情感浓度上，我与哈尔滨已难解难分，很想对它进行一次酣畅淋漓的文学表达。完成《候鸟的勇敢》《炖马靴》等中短篇小说后，2019年4月，我开始了《烟火漫卷》的写作。上部与下部的标题，也是从一开始就确定了的——《谁来署名的早晨》与《谁来落幕的夜晚》。写完上部第二章，我随中国作协代表团访欧，虽然旅途中没有续写，但笔下的人物和故事，一路跟着我漂洋过海，始终在脑海沉浮升腾，历经了另一番风雨的考验。
